導讀：
隨著民粹主義政黨在歐洲與美國分裂的社會中崛起，有著深厚右翼底色的印度執政黨——印度人民黨（BPJ）中，出現了與歐美右翼勢力開展進一步接觸交流的呼聲。這樣的路線是否具有可行性？反映了印度執政黨內部的哪些傾向？又會對歐美國家的國內政治與國際形勢產生哪些影響？
亞洲協會政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印度觀察家研究基金會知名戰略研究員拉賈·莫漢（C. Raja Mohan）在美國「外交政策」評論網站撰文，就該話題發表意見。觀察者網全文轉譯，文章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供讀者參考。
【文/拉賈·莫漢，轉譯/觀察者網 郭涵】
印度人民黨（BPJ）能否走向全球？在歐洲和美國的右翼勢力卷土重來之際，印人黨能否與誌同道合的西方民族主義政黨開展合作？
7月初，在華盛頓舉行的美國全國保守主義會議上，有人提出了印人黨應該與美國右翼接觸的主張。這場會議由總部設在荷蘭的艾德蒙德·伯克基金會主辦，旨在建立一個反對自由主義的全球陣線，現已成為美國與歐洲民族主義右翼政治力量的重要交流場所。今年年初，在布魯塞爾舉行的一場類似會議上，匈牙利總理維克托·歐爾班與英國的「脫歐設計師」奈傑爾·法拉奇等知名右翼人士都發表了主題演講。
印人黨的兩位智囊代表——拉姆·馬達夫（Ram Madhav，印度人民黨前總書記）與斯瓦潘·達斯古普塔（Swapan Dasgupta，前記者，印度議會上議院提名議員）在華盛頓的會議上發表演講，呼籲印度與全球的右翼政治勢力進行協商與合作。雖然兩人不能代表印人黨的官方立場，這依然是印度右翼人士第一次參加美國的全國保守主義會議。
當地時間7月9日，印度人民黨前總書記拉姆·馬達夫在華盛頓舉行的美國全國保守主義會議上演講。 視訊截圖
表面上看，印度與西方的民族主義右翼力量開展務實合作的想法似乎過於脫離現實。雙方存在真實的隔閡，至少就彼此的本土主義、宗教與對其它問題的焦慮而言。然而，這樣的初次接觸不應該被徹底否定。他們可能會帶來一些有意思的結果，尤其是對印度和印人黨而言。
潛在的結果包括擴大印度政治精英與世界的接觸，這樣的接觸渠道傳統上由印度的左翼力量主導。更進一步的交流同樣有助於化解印度右翼逐漸積蓄的反西方情緒，以更細致入微的方式了解歐洲和北美當前的政治旋渦。新建立的聯系也能為西方右翼政治勢力提供更廣泛的、來自非西方世界的支持基礎。
長期以來，印度左翼精英與國際左翼精英之間的聯系始終主導著印度的國際主義。在20世紀之交，印度的自由主義者、社會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與他們的西方同行建立了深厚聯系。印度獨立以後的數十年時間裏，他們同英國的工黨、歐洲的社會民主黨人有熱絡的往來。但到了20世紀末，隨著印度國大黨（INC）與各社會主義政黨組織結構的削弱，他們與西方左翼政黨開展機制性交流的能力也隨之衰退。
印度與西方右翼政治的聯系則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比如，20世紀20到30年代，在歐洲興起的民族主義與法西斯主義政黨給當時的印度右翼留下了深刻印象，前者如軍隊般的紀律、嚴密的組織架構以及社會動員能力，就連當時西方民主國家的許多人都覺得印象深刻。
1931年初，印度教民族主義領袖穆傑（B.S. Moonje）前往義大利會見了墨索裏尼。穆傑認為，可以參照墨索裏尼的全國性法西斯青年組織——巴利拉（Balilla）為範例，將信奉印度教的青年人重塑成一支活躍的政治力量。
為了削弱英國，墨索裏尼和德國納粹領袖希特勒均向印度的右翼與左翼民族主義團體提供支持。1941年，印度民族主義者蘇巴斯·錢德拉·鮑斯 (Subhas Chandra Bose）移居戰時的柏林，為了加速推翻英印殖民當局，他選擇與希特勒結盟。但鮑斯的政治取向令人無法恭維。為了推翻英印殖民當局，他願意擁抱任何來自外部的支持。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印度左右兩派的民族主義情緒高漲，他們對英國在歐洲的敵人（以及日本軍國主義）產生了相當大的同情。然而，這些接觸並沒有轉化為印度與西方右翼勢力（不管是德國和義大利的極端形式，還是其它地方的民族主義民主政黨）在政治、經濟或意識形態議題上的深入交流。
作為印度人民黨的前身，印度國民誌願服務團（RSS）是一個代表右翼與印度教民族主義的半軍事組織。外媒
印度教民族主義直到21世紀初才成為一股強大的政治力量，因此發展國際交往的步伐緩慢。印人黨最初的工作重心是與海外英語世界中的印度僑民建立聯系。近年來，作為執政黨，印人黨的國際聯絡工作遵循著「幫助外界更好地認識印人黨」的方針，開始同更加廣泛的國際參與者（包括駐新德裏的外交使團）建立聯系。此外，它還在本地區積極開展外聯活動，與越南的共產黨、斯裏蘭卡的佛教徒及尼泊爾的印度教徒發展關系。
印人黨與西方保守主義者發展的關系不同於這種有限的外聯活動。前者將為現代印度的國際主義增添右翼的色彩。
其次，與歐美右翼政黨的交流有助於印度保守主義精英對西方社會及其政治形成更全面的認識。無論是印度的左翼還是右翼政黨，都有一種將西方整體上視作一個「充滿敵意的黑箱」的強烈沖動。印度左翼在20世紀70年代初走向激前進演化，整體上更加敵視西方，他們對西方的政策形成了一種根深蒂固的、下意識的反對，導致幾乎容不下應該區別對待西方社會及其內部份歧的觀點。
印度右翼對西方的敵意則來自另一個方向：他們認為西方價值觀對印度的文化與宗教構成了威脅。不過，這樣的擔憂並沒有阻止印人黨的前身——印度人民聯盟（BJS）——在冷戰期間采取普遍的親西方態度。當時的印度教民族主義者一方面執意反共，批評執政的國大黨與蘇聯交好；另一方面則與西方國家陷入無謂的爭吵。但作為一股保守的文化力量，新興的印度教民族主義運動對他們眼中「西方文化的汙染性影響」深感焦慮。
鑒於亞洲地緣政治的不斷變化，印人黨的兩位總理——瓦傑帕伊與莫迪——在戰略上做出了更加接近美國的重要決策，這一點也不令人意外。然而，西方對莫迪國內政策的批評正在增加印人黨內部的擔憂。許多印人黨成員無法真正認識到這些批評主要來自西方的自由派；相反，他們將其解讀為西方對印度的普遍敵意。
可以肯定的是，華盛頓的政策並沒有反映出西方對印人黨的擔憂，即使是在重視傳播民主的拜登政府時期也是如此。印人黨與西方右翼開展新一輪接觸有助於該黨更好地認識到，西方並非鐵板一塊，而是有眾多內部爭論與派別。進一步加深了解有助於印人黨，進而是印度，對西方形成更深刻的認識。
第三，與印人黨的交流也會給西方右翼勢力帶來一定好處。西方的民族主義者也許受到種族、文化與宗教層面的焦慮驅使，但無論他們在哪裏掌握權力，都要面對與非西方世界打交道的需求。如果與非西方的保守勢力打交道將成為西方國家某種長期戰略的一部份，那麽印人黨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右翼政黨之一，顯然排在交流名單的前列。
傳統上來說，西方同樣是依靠其左翼政治精英與印度進行交流，而更好地理解印人黨的使命與意識形態將幫助西方與世界上最重要的崛起大國之一建立聯系。
華特·羅素-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美國巴德學院外交和人文學科教授，【華爾街日報】專欄作者）相當清楚地闡述了西方保守派與印人黨接觸的理由，隨著印度全球地位的提升，「理解印度教民族主義運動的意識形態與發展軌跡，對於尋求在印度從事經貿往來的商業領袖與投資者來說，與希望在穩固基礎上建立戰略關系的外交官及政策制定者同樣重要。」
雖然西方與印人黨有充分的理由開展交流，但阻礙也是現實的。印人黨對於基督教福音派傳教團在印度，尤其是在一些部族與低種姓群體中開展的傳教活動感到惱火。西方的基督教保守派則對印度的基督教少數族裔遭受攻擊表示擔憂，並傾向於認同西方自由主義者對印人黨及其對非印度教少數族裔政策的批評。達斯古普塔在華盛頓的會議上指出，基督教在印度的勸誘改宗是雙方潛在合作的一大威脅。
雖然印人黨與西方保守主義有一定相似之處，但兩者也有很大的不同。為了融入印度主流社會，印人黨在上世紀80年代擁抱社會主義作為自己的政治信仰之一。隨著權力的增長，印人黨開始嘗到國家主義的甜頭，利用政府的巨大權力來培養政治支持並宣傳意識形態議程。對於西方民族主義右翼中那些小政府、市場經濟的推崇者來說，這顯然不會增加他們對印人黨的好感。
在保守派的會議上，馬達夫闡述了可能將印人黨與西方右翼聯系在一起的因素，「上帝、宗教、傳統、家庭、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以及對自由主義思想占據公共政策及輿論主導地位的共同厭惡。
與此同時，歐洲殖民主義留下的狹長陰影依然令印度保守派在與西方同行打交道時小心翼翼。但馬達夫堅持主張，「代表10億印度人的力量已經準備好與我們在美國和歐洲的保守派同行站在一起」。這似乎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最近在華盛頓開啟的交流可能是邁出了試探性的第一步。
（原文於「外交政策」評論網站，原標題：「莫迪的印度人民黨能走向全球嗎？」 Can Modi's BJP Go Glob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