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4日，哈馬斯高層哈利勒·哈亞在接受美國媒體采訪時意外表態，表示若以色列接納兩國方案，哈馬斯願終止對抗，甚至不惜棄械求和。
哈亞的承諾如重磅炸彈般震撼輿論場，兩國方案為國際社會所矚目。哈馬斯對此方案的認可，使得以色列政府成為焦點，承受巨大壓力。
然而，面對哈馬斯的讓步，以色列卻置若罔聞，屢次揚言將再次入侵加薩。此舉透露出以色列政府對於兩國方案的拒絕態度，因這一方案在他們眼中，無疑是難以承受的沈重負擔。
【1967年邊界與兩國方案】
1967年的邊界，曾是巴以雙方均無法接受的界限，它如同一條難以逾越的鴻溝，橫亙在兩國之間，引發了無盡的紛爭與沖突。
1947年，聯合國大會透過第181號決議，將巴勒史坦地區劃分為兩部份。以色列獲得約1.52萬平方公裏的土地，而巴勒史坦人，盡管當時人口為猶太人的兩倍，卻僅得到1.115萬平方公裏的領土。
盡管1947年的分界線曾引發不公，但對如今的巴勒史坦人來說，它已化作一個遙不可及的夢，遙不可及卻又深深刻印在心。
自第181號決議透過後不足半年，英國便終止了委任統治，以色列隨之宣告獨立。隨之而來的，猶太人與阿拉伯人間的矛盾激化，最終演變為舉世矚目的第一次中東戰爭。
歷經長期戰火洗禮，至1949年3月，以色列所掌握的疆域擴充套件至2.07萬平方公裏，雙方確立軍事分界線，奠定了日後1967年分界線的基礎輪廓。
六十年代，以色列頻繁對埃及、敘利亞、約旦等國發動軍事行動。為應對此，阿拉伯國家建立了巴勒史坦解放組織，封鎖運河與海峽，更計劃改變約旦河流向，確保水資源不被以色列所利用。
當沖突逐步升級，紛爭不斷激化之際，美國和蘇聯這兩大巨頭也紛紛將觸角伸向了這片飽受戰亂的土地，試圖在這片硝煙彌漫的土地上尋求各自的利益與勢力範圍。
中東地區油田的不斷開發，使其戰略地位愈顯關鍵。然而，美國在這片土地上卻難以獲得民心。50年代末，伊拉克政權更叠，巴格達條約遭遇抵制，更有埃及、敘利亞等國轉向蘇聯陣營，使得中東局勢紅旗飄揚。
在謀求中東主導地位的過程中，美國政府深知必須依賴以色列的力量。因此，在60年代初，甘迺迪總統明確提出「美以特殊關系」，而強森總統則在表面保持中立立場的同時，緊急向以色列提供進攻性武器支持。
在周邊國家的對抗與美蘇陣營的挑撥之下，第三次中東戰爭的陰影已然籠罩。以色列決定先發制人，而埃及等阿拉伯國家則對戰爭的突然爆發感到措手不及。雙方均意識到，戰爭的爆發已不可避免。
1967年6月5日黎明，埃及軍官們尚未踏入戰壕，機場上便驟然響起震耳欲聾的爆炸聲、防空警報聲與敵機轟鳴，無數埃及戰機尚未來得及展翅升空，便已在火光中化為殘骸。
以色列空軍猛然向敘利亞、約旦、伊拉克發起迅猛的突襲，而在空軍的強勢掩護下，地面裝甲部隊亦對西奈半島的埃及軍隊與約旦河西岸的約旦軍隊展開猛烈攻勢。
戰爭持續至第三日，埃及空軍遭受重創，喪失逾九成五的戰鬥力。西奈半島、戈倫高地及巴勒史坦領土悉數被以色列掌控，阿拉伯國家敗局顯現。自此，戰場重心從領土之爭轉移至聯合國舞台。
六月十二日，在聯合國的積極斡旋之下，雙方終於達成了停火協定，然而這場紛爭的根源仍未得到根本解決，未來的道路仍舊充滿挑戰與未知。
在戰爭中，以色列占領了總計6.5萬平方公裏的土地，遠超聯合國原先劃定的範圍，此舉引發廣泛爭議。鑒於此，同年11月，聯合國安理會迅速透過了第242號決議，以期解決此爭端。
此決議的核心在於，責令以色列撤離其在沖突中所占之地，回歸至1949至1967年的疆界格局。自此，1967年的邊界線確立為合法有效的國界。
1967年邊界的確立，同時賦予「兩國方案」新的內涵。最初的兩國方案主張巴以分別建國，而隨著以色列近20年的立國歷程，該方案的重心已轉向支持巴勒史坦建國，兩國邊界亦從1947年調整為1967年所劃定的界線。
【雙方態度】
1967年邊界與兩國方案甫一提出，以色列便首當其沖表示反對。戰後，以色列國內就占領地的處置產生了分歧，政府欲將其作為談判籌碼，而民間則渴望將其化為猶太定居地。
民粹的呼聲逐漸蓋過了其他聲音，1967年7月，以色列在戈倫高地建立了第一個定居點，不久後，約旦河西岸也湧現出猶太定居點的身影。
在當年的九月，以色列外交部法律顧問狄奧多·梅龍向總理艾希科爾遞交了一份備忘錄，其中明確指出，在阿拉伯領土上建立定居點之舉，已觸及國際法的底線。然而，以色列國內對此置若罔聞，政府內部更有一群狂熱分子，接連提出更為激進的定居計劃。
國防部長摩斯·達揚主張在約旦河西岸設立軍事基地，作為幹預阿拉伯事務的前哨。而不管部部長梅納赫姆·貝京則更為激進，他主張將被占領土全面並入以色列，剝奪阿拉伯公民的權益。
在影響深遠的方案中，勞動部部長伊加爾·亞倫的「亞倫計劃」尤為引人註目。該計劃旨在耶路撒冷與約旦河西岸的荒涼地帶廣建定居點，借此在領土談判中奠定以色列居民的實際存在基礎。
亞倫為巴勒史坦人僅保留了三塊孤立的領地，分布於約旦河谷北部的布盧斯與傑寧，南部的希伯倫與伯利恒，以及東部與約旦接壤的傑利科，彼此隔絕，難以為繼。
針對第242號決議及戰時停火令，阿拉伯人有獨到見解。他們覺得，「尊重和平生存權利」的條款實則意在迫使其與以色列締結和約，且決議對巴勒史坦民族權利避而不談，僅將他們歸類為難民，顯然偏袒以色列一方。
以色列堅持不歸還土地，令阿拉伯人談判耐心盡失。1967年8月，13個阿拉伯國家在喀土木共商對策，一致決定實行「三不政策」：不承認、不談判、不共處，以表達對以色列的強烈不滿。
在這場戰爭中，敘利亞的貢獻僅次於埃及，然而它並未出席喀土木會議。究其原因，乃是敘利亞政府認為與會國家仍顯保守，故選擇缺席。
自以色列在占領土地上建立定居點以來，阿拉伯國家便以軍事行動予以堅決回應。1968年2月，阿拉伯遊擊隊三次突擊猶太定居點，而在1969年第三次中東戰爭兩周年之際，遊擊隊又在耶路撒冷等地投擲手榴彈，約旦和黎巴嫩的反以武裝亦向猶太定居點發射火箭彈，持續展現反抗決心。
在六十年代末期，雖然國際社會在1967年認可了邊界方案，然而在當地，這一方案卻缺乏切實可行的基礎，難以付諸實踐。
【沙龍計劃】
第三次中東戰爭結束後的十年間，亞倫計劃穩步推進。1977年5月，貝京領導利庫德集團執掌政權，他上台之初便毅然存取了此前政府未曾承認的猶太定居點加杜姆，此舉意義深遠。
貝京向狂熱分子闡明：「朱迪亞與撒瑪利亞，乃猶太人之以色列故土。我們決心在朱迪亞、撒瑪利亞，乃至加薩走廊與戈倫高地，築起新的定居點，以彰顯猶太民族之堅韌與決心。」
他口中的朱迪亞與撒瑪利亞，實乃約旦河西岸之地。四個月後，他公諸於世其宏大規劃：擬於未來四年內，在被征服之土上築起27座定居點，其中九座位於約旦河西岸，十座坐落於加薩與西奈半島交界，余下數座則矗立於埃及與敘利亞之境。
年末之際，貝京精心策劃了一項「巴勒史坦自治計劃」，表面冠冕堂皇，實則意在透過維護安全的幌子，暗中掌控整個巴勒史坦地區。他企圖剝奪巴勒史坦人民對土地和水資源的所有權，強迫他們加入以色列或約旦國籍，從而令巴勒史坦國名存實亡。
為了支持「巴勒史坦自治計劃」，阿裏埃勒·沙龍作為當時的農業部長，推出了激進的「沙龍計劃」，意圖驅逐巴勒史坦人離開被占領土，並以百萬猶太人為東耶路撒冷築起一道屏障。
在埃以和談期間，以色列撤出了對西奈半島的管轄，轉而更加專註於約旦河西岸的掌控。盡管沙龍計劃未獲全面接納，但他在擔任農業部長的四年內，推動建立了64個定居點，遠超此前十年的三倍。
巴勒史坦人如今被分隔在約旦河西岸的160余塊孤立小塊土地上，而猶太定居點數量已達230個。巴勒史坦人內心渴望擺脫以色列的統治，無奈卻難以集結成一股有力的反抗力量。
值得欣慰的是，國際社會始終堅守對1967年邊界與兩國方案的認同，即便是以色列的堅定支持者美國，在國際輿論的強烈呼籲下，也不得不正視猶太定居點的非法性。
當埃以雙方簽署【戴維營協定】之際，布熱津斯基鄭重警示道：「美國對定居點問題的立場堅定不移，任何強化的以色列定居活動，我們都將作出負面回應。未來，美國不僅可能在聯合國棄權，更可能在必要時直接對以色列投下反對票。」
1980年，聯合國安理會第465號決議譴責以色列擴建定居點，美國破天荒投贊成票。雖政府事後稱系溝通失誤，但此舉仍反映出美國在此問題上的模糊立場。
以色列政府傾註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財力，精心打造了這些定居點。若1967年邊界與兩國計劃得以實施，以色列半個多世紀的辛勤努力恐將化為烏有。
尤為嚴重的是，猶太定居點一旦被拆除，約旦河西岸的巴勒史坦人勢必集結成一股更為強大的反以勢力，遠勝加薩，屆時以色列將飽受多年種族壓迫政策之苦，難以幸免。
哈馬斯誕生於80年代，初衷在於抵制猶太定居點，並反對1967年邊界。歷經三十余載的抗爭，哈馬斯逐漸領悟了權衡利弊之道，明確了鬥爭的輕重緩急。
哈馬斯若融入國際社會，必將贏得更廣泛的支持，巴勒史坦人的認可也將為兩國方案掃清一大障礙。哈馬斯與兩國方案的結合，無疑將成為以色列難以擺脫的困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