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份，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接到了他的朋友及政治盟友、以色列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的個人請求，希望加快向以色列輸送印度建築勞工和其他移民工人的行程。10月7日哈馬斯襲擊事件前，約旦河西岸和加薩走廊的巴勒史坦人是以色列建築和農業部門的主要勞動力，盡管他們在以色列種族隔離的社會結構中所承擔的工作通常不為人所見。
襲擊之後，以色列取消了超過20萬名巴勒史坦工人——包括來自加薩的——的工作授權。為填補這一缺口，數千名印度工人已經開始抵達以色列，預計未來一個月將有成千上萬來自印度最貧窮地區比哈爾邦和北方邦的男性加入他們。
以色列撤銷大量巴勒史坦人的工作授權明顯導致了勞動力供應的緊張，尤其是建築行業受到的影響最為嚴重。戰爭爆發前，超過三分之二的在以色列工作的巴勒史坦人從事建築業務。安德魯·羅斯指出，在以色列的發展史上，建築基礎設施——包括房屋、學校、工廠、辦公室、道路、橋梁乃至隔離墻——大多由巴勒史坦人建造。
戰爭開始後，這些巴勒史坦工人的缺席使得以色列各地的城市發展計畫陷入停滯。據報道，行業領袖們現在正在試圖用來自印度的工人替代高達十萬名從事該行業的巴勒史坦工人，這一數位自12月以來已經翻了一番。
截至目前，以色列已經雇用了約一萬八千名印度移民工人，這些工人多數在護理行業工作，且主要為女性。以色列政府計劃在大幅擴增這一數位，尤其是在建築行業。2023年5月，印度和以色列簽訂了一項新的雙邊協定，同意向以色列增派四萬二千名印度勞工。莫迪與內塔尼亞胡最近達成的協定旨在進一步加快這一計劃的實施，取消了一些限制，加速了移民工人的流入。
這些來自印度北部農村和小城鎮的臨時低薪移民，急需尋找體面的工作機會，他們甚至願意為一個被國際法院指責為進行「似是而非的種族滅絕」活動的政權工作。這些工人在印度日益增長但極不平等的經濟中難以找到合適的工作，他們的經濟境況還受到種姓系統的限制。印度與以色列之間的這項雙邊協定不僅僅是新時代資本流動的象征，實際上，它反映了兩國利用帶有種族標記的臨時勞工來解決政治和經濟問題。
印度背棄全球南方
在12月12日，即莫迪與內塔尼亞胡通電話一周前，印度聯同其他152國在聯合國投票，要求對加薩實施「立即人道主義停火」。這是莫迪政府的一次政策轉變，因為在10月，當全球多數南方國家呼籲停火時，印度選擇了棄權。
目前，印度在以巴問題上的立場與巴西和南非等全球南方民主國家形成鮮明對比，後兩者都明確支持巴勒史坦。自2014年起，莫迪政府改變了印度在國際舞台上的傳統立場——這一立場在1992年之前是與以色列無正式外交關系。這種被稱為「比比-莫迪兄弟情」的關系標誌著印度外交政策的根本轉變，不再公開支持巴勒史坦的自決權鬥爭。
內塔尼亞胡將與印度建立的這種親密關系視為一種支持。2023年12月，當加薩的死亡人數超過一萬五千時，他向莫迪伸出援手，顯然是為了加強自2014年以來建立的「戰略夥伴關系」。印度對以色列的大規模勞動力輸出，特別是在建築行業的大批勞工輸送，是這種夥伴關系最明顯的成果之一。
在哈裏亞納邦、比哈爾邦和北方邦，政府針對年輕男性的高失業率采取了集中招聘活動，以促進他們前往以色列工作，提供的薪資高於沙烏地阿拉伯、阿聯和卡達等國的常規工作機會。為吸引成千上萬的工人，兩國政府除了承諾高薪外，還提供簽約獎金。
例如在勒克瑙市的一次招聘會上，北方邦政府向公眾大力宣傳，對成功應聘者提供15000盧比的獎金，這筆錢將由工人的以色列雇主首先支付，待合約結束時再轉給工人。
這些工人必須簽訂不少於一年的「強制性合約」，根據以色列的臨時移民政策，他們在以色列的工作及居住時間上限為63個月。這種政策和操作在道德上受到了一些國內外組織的強烈批評。
工會的抗爭
2月，民間組織「印度人支持巴勒史坦」公開批評使用印度工人替代巴勒史坦工人在道德上是「令人反感的」。
同月，代表3500多名碼頭工人的印度水運工人聯合會也宣布將封鎖港口，以阻止任何可能用於以色列軍事行動的武器出口，工會秘書納倫德拉·拉奧（Narendra Rao）表達了他們的立場：「我們不會處理任何裝載武器的貨物，我們不希望助長以色列對婦女和兒童的殺戮。」
印度工會和勞工聯合會對印度政府將工人派往以色列的危險工作環境中表示了嚴重的關切。印度鋼鐵、金屬和工程工人聯合會（Steel, Metal and Engineering Workers Federation of India）的負責人批評政府的決定，指出目前以色列的工作環境對工人安全構成了嚴重威脅。他們的公開聲明中指出，印度政府的行為不僅不道德，而且具有災難性，特別是在將工人「輸出」到一個活躍的戰區這一行為被強烈反對。
此外，代表數千萬工人的印度十大工會聯合會也公開批評了政府的這一計劃，他們認為向以色列「輸出」工人的行為顯示了政府對印度工人的非人化和商品化看待方式。這些印度工會正在效仿巴勒史坦主要工會，呼籲國際勞工團體團結起來，共同反對這種剝削性的勞動力輸出計劃。
新時代的奴隸貿易
這種雙邊流動協定在全球範圍內並不罕見。諸如新加坡、巴林、加拿大和美國等國家都采用了類似的臨時性、封閉式的移民勞工計劃。在中東，專制的海灣國家們長期依賴此類計劃以維護其特權民族的種族構成並滿足對廉價勞動力的巨大需求。以色列也不例外，長期以來不僅依賴巴勒史坦勞工，還引入了泰國、菲律賓、尼泊爾和印度等國的勞工，特別是在家政、建築和零售業等領域。
以色列提供的為期五年的臨時移民政策就是一種控制工人權力的手段，透過這種方式，以色列可以在不提供公民身份的情況下，從全球各地獲取大量的勞動力。這種臨時勞工政策的便利性使得各國政府能夠精確地控制勞工的流入量，保證這些勞工不會獲得足夠的權力以影響東道國的社會和政治結構。
在2000年代中期，阿聯出於對印度工人日益增強的經濟和政治訴求的擔憂，改變了其招聘政策，規定雇主必須從至少三個不同的國家招募勞動力。
這種政策旨在削弱單一國家勞工的影響力，透過創造勞工之間的民族和經濟分裂來防止任何一個具有共同事業的移民工人群體在阿聯形成重要的政治集團。這不僅使阿聯能夠在全球勞工市場上與其他國家進行策略性賽局，還能有效地減少其公民權利保護努力的國家對阿聯政策的影響。
排擠穆斯林
在印度的招聘活動中出現的策略明顯也反映了對特定宗教群體的偏見。許多在YouTube和其他招聘廣告上的資訊明確指出，只有「印度教工人」才能申請在以色列的工作機會。
這種宗教篩選過程自然排除了穆斯林申請者，特別是來自北方邦的3800萬穆斯林居民，盡管這一地區是以色列建築勞動力的主要供應地之一。以色列政府的這一擔憂——擔心印度穆斯林工人可能會支持巴勒史坦——有助於解釋為何以色列選擇印度而非穆斯林占多數的鄰國如孟加拉國或巴基史坦作為勞動力來源。
這種宗教基礎的勞動力篩選策略暴露了莫迪政府與內塔尼亞胡政權之間的伊斯蘭恐懼癥親緣關系。此外，這種策略還顯示了印度政府對其民族國家身份認同的推進，以及在國際舞台上的戰略選擇，這些選擇往往犧牲了普遍人權和多元包容性。
在以色列，工作授權證制度曾經將巴勒史坦工人與單一雇主繫結，直到2020年最高法院的質疑之前，這種制度使得雇主和經紀人可以透過非法銷售授權證來榨取巴勒史坦工人的薪資。對於新一輪的印度移民，盡管可能面臨類似的剝削，但雙邊流動協定確保了印度移民必須自費支付機票和住房費用，這增加了他們的經濟負擔。
北方邦的政府，一個比莫迪政府更為右傾的極端民族主義政府，已經成為印度最大的低薪資移民輸出邦。這個邦的政府監管薄弱，對跨國工人的保護不力。未來幾年內，一旦邦政府停止招工活動，工人們將不得不依賴全邦現有的非正規招工者和放債人網路，這些網路以高額費用非法招募國外工作的移民建築工人，常常收取高達一年薪資的費用。
歷史上，巴勒史坦工人被印度工人取代的情況並不是第一次。1967年阿以戰爭後，由於對政治起義的擔憂，海灣國家開始招募政治立場較為中立的印度和菲律賓工人。在20世紀70年代，隨著左翼和反君主運動在埃及、敘利亞和巴勒史坦工人中的蔓延，海灣國家用來自南亞和東南亞的工人替代了他們的外籍阿拉伯工人。
1991年，第一次海灣戰爭期間，數十萬被認為同情薩達姆·海珊的復興黨政權的巴勒史坦工人被迫離開科威特和其他海灣國家。
更「人道」的奴隸制
莫迪與內塔尼亞胡之間的勞工協定呈現出英國19世紀契約勞工制度的現代版本。在19世紀，隨著動產奴隸制在英國的終結，來自印度和中國等國的契約勞工被引入作為一種更「人道」的替代方式。這種做法在1920年被廢除，但一個世紀後，其制度遺產仍在今日全球的移民勞工計畫中延續，尤其是在印度工人的大規模輸出到海灣國家和以色列等地。
這種契約勞工的歷史前身表明了殖民時代的種族和經濟動機如何塑造了現代勞工移動的框架。印度工人由於在政治上被視為「溫順的」而受到海灣地區國家的歡迎，這一種族特質與19世紀的契約做法密切相關。正如社會學家安傑伊·卡皮謝夫斯基所指出，亞洲國家政府的積極參與也是這一流動的推動力，它們為了國內的豐厚匯款回流，熱衷於安排工人前往海灣國家。
今天，印度的國營和私營招聘網路利用了大英帝國透過契約勞工所建立的基礎設施。從壓迫種姓社群招募的工人被送往如孟買和加爾各答這樣的傳統港口，這些港口自19世紀起就開始用於契約勞工的出發，更顯示了殖民主義機制的延續。
在以色列的情況中，政府正在依賴於外國勞工的持續輸入來支持其快速發展的建築行業。2023年2月，以色列政府宣布了下一年度25億謝克爾的住房計劃，計劃中包括增加外國建築工人的配額和加快大型建築計畫的審批程式。這反映了以色列對外國勞動力的依賴程度正在加深，同時也嘗試透過引進勞動密集程度較低的工業技術來最佳化本國勞動力結構。
與此同時，先前依賴的巴勒史坦工人現在面臨嚴峻的生計和生存問題。由於他們沒有資格領取以色列公民在安全封鎖期間領取的失業救濟金，許多人爭先恐後地尋找其他生計來源。
有些巴勒史坦人甚至嘗試登出他們寶貴的以色列工作授權證，以便提前領取養老金。此外，西岸的巴勒史坦工人不得不在國際法認為非法的以色列定居點從事建築工作，因為以色列政府批準他們繼續在這些地區工作，雖然這對約旦河西岸的承包商來說是利好訊息，但對這些工人的未來充滿了不確定性和風險。
以色列對於是否允許一部份巴勒史坦工人重新獲得工作授權的討論，體現了一個深層次的殖民戰略問題。這些討論中，安全官員出於對被占領土大規模失業可能帶來的潛在威脅的擔憂，提出可能需要暫時重新允許一些巴勒史坦工人返回工作崗位。然而，這種提議在政治上遭到了如中間派耶什阿蒂德（Yesh Atid）黨的伊丹·羅爾（Idan Roll）的反對，他強調以色列的目標應該是「讓以色列經濟擺脫巴勒史坦工人」的依賴。
罪惡的賭註
莫迪政府的策略在於投下賭註，其認為印度工人的命運，即便在以色列這樣殘酷的戰爭環境中，也不會引起更多的國內外公眾關註。這種做法展現了莫迪政府與內塔尼亞胡政權之間的深層次戰略勾結，盡管這種勾結面臨前所未有的國內外壓力。
正如二月份的罷工封鎖所展示的那樣，印度的進步工會已經將聲援巴勒史坦的自由作為其行動的核心支柱。還有一些活動家直接將以色列與印度勞工的契約關系與契約殖民歷史相提並論，組織起跨國籍、種族、種姓、語言或宗教的團結困難但並非不可能。
如果說現代國家透過殖民手段確保了生活在其邊遠地區的居民和勞工受到殘酷的奴役，那麽對這些策略的抵制就必須是反殖民的。
作者：蜜雪兒·巴克利 (Michelle Buckley) 是多倫多大學人文地理學系副教授。
保拉·查克拉瓦蒂 (Paula Chakravartty) 是紐約大學加拉廷分校和媒體、文化與傳播系的詹姆士·韋爾登·強森 (James Weldon Johnson) 媒體研究副教授。
文章信源：波士頓評論Boston Review
媒體介紹：【波士頓評論】於1975年由胡安·亞倫索、理察·布爾金和安妮塔·西爾維創立，當時名為【新波士頓評論】。波士頓評論是一個政治和文學論壇——一個討論思想和文化的公共空間。獨立且非營利，充滿希望並致力於平等，其相信集體推理和想象力的力量可以創造一個更加公正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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