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範鴻達】
2024年夏的伊朗之行結束了。記不清去過這個國家多少次、在那裏待了有多久，但是每次去都會有一些新發現。
相比較2022年底的上一次伊朗行，這一次德黑蘭給我的最大沖擊之一，是女士，特別是年輕女性的著裝。即使是在政治色彩濃厚的革命大街上，不穿長外套、不戴頭巾的女士已經是時常可見，穿短袖的也並非罕見了。
在德黑蘭北部的富人區這種現象更加明顯。事實上，在北部一些地方，我還曾看到一些在公共場合玩兒西方說唱的年輕人，從衣著打扮到行為舉止，完全西方化，而且其中的幾位女孩子還都抽著煙。
是的，本次伊朗之行的另一發現，是女孩子特別是德黑蘭的女孩子在大街上抽煙的多了。早在十幾年前，我曾在伊斯坦堡嚴重感嘆土耳其女性煙民之眾多，如今在公開場合伊朗女性煙民也正在呈現出明顯增長之勢。
伊朗年輕人、特別是大城市年輕人的生活方式也正在發生變化。不少年輕人選擇戀愛而居，但是並不談婚論嫁，更不要說生孩子了。其中很大原因是生活壓力使然，比如戀人同居，至少在住房方面就可以節省不少錢。更何況在當下伊朗，結婚需要一筆不小的費用，這是很多年輕人所承受不起的。
球場中的伊朗年輕女性網路圖片
一位生活在德黑蘭的伊朗年輕女性朋友告訴我，她周圍至少有百分之七十的朋友選擇不以結婚為目的的戀愛同居。但是她強調自己並不認同這種生活方式，她希望能夠遇到自己的白馬王子，然後攜手步入婚姻的殿堂。當然，要想成為她的丈夫顯然並不容易，她在德黑蘭北部擁有自己的高品質公寓，有自己的汽車，而且極具獨立性，少有伊朗年輕人能入她的法眼。用她自己的話說，總不能找一個男人只是來享受她自己奮鬥的果實吧。
相比較中東一些阿拉伯國家的女性，伊朗女性的就業比例和獨立性顯然是更高更強的。我曾經遇到很多工作能力很強的伊朗女士。如果給予她們和男人一樣的機會和社會地位，她們會取得更大的成績。所以，一些伊朗女士特別是年輕女士就經常說，伊朗的男人其實很擔心自己的女同胞會超過自己，所以一直不給伊朗女性提供平等的機會。
在自信這方面，許多的伊朗年輕女性是相當強烈的，當然她們也有相應能力作為支撐。
但是在伊朗，包括女性著裝在內的涉及性別的事項，仍然是一個社會性話題。2022年9月爆發的所謂「頭巾運動」盡管造成一些沖擊，但是仍還沒有改變一些既有規定。就在最近，一位正在伊朗旅行的中國女孩發資訊給我，說她因為著裝問題被「道德警察」用車送回酒店去換衣服。伊朗女性在這方面遭遇的麻煩就更多了。甚至，在剛結束的這次伊朗之行中，我發現在一些旅遊點，比如赫赫有名的設拉子粉紅清真寺，竟然增設了監督人們特別是女士著裝的「道德警察」，這是之前我數次造訪這裏時所不曾有的。
顯然，在年輕人的變化與社會管理的守舊之間，伊朗仍然存在很可能會激化社會矛盾的差距。而且，伊朗人民對於強制化管理的擔憂和應對，已經反映在今年7月5日的總統選舉投票中。那時，出於對強硬派候選人賈利利當選後可能推出的嚴格社會管理和對抗性外交政策的擔憂，很多伊朗選民走到投票站去支持所謂改革派的候選人佩澤希齊揚。
但是佩澤希齊揚出任總統後，迄今還沒有表現出改革者所應該具有的氣質。事實上，他競選時的一些主張，比如緩和與美國等西方世界的關系，改善伊朗女性處境特別是放寬衣著規定等，也並非總統之職可以決定的。
伊朗總統馬蘇德·佩澤希齊揚出席議會會議視覺中國
長期以來伊朗存在的「影子政府」，對當選總統的執政也是有制約的。有伊朗分析人士認為，「影子政府」對國家的影響力甚至超過總統。影子政府其實就是改革派采取行動的重要阻力之一。自2017年初拉夫桑賈尼去世後，伊朗改革派的影響力就日趨下降乃至被邊緣化，很難掌握國家核心決策權。
佩澤希齊揚是高舉改革派大旗贏得本年度總統大選的，但是從其上任後的一些舉措和內閣成員選擇來看，他並沒能踐行自己的競選誓言，其以團結各派為指導思想而非以改革派為主導政府領導人候選名單更像是對各方壓力的妥協。
而且，佩澤希齊揚總統也明確表態，他的政府仍然支持「抵抗陣線」。也就是說，盡管很多伊朗人反對國家把寶貴且有限的外匯用於對巴勒史坦、黎巴嫩、敘利亞和葉門等外部勢力的支持，但是佩澤希齊揚政府並沒有因此而做出改變，即使是口頭表達的變化也沒有。當然，伊朗的西亞政策也並非總統所能左右。
7月31日巴勒史坦哈馬斯領導人哈尼亞在德黑蘭被暗殺後，伊朗特別是德黑蘭呈現出濃濃的巴勒史坦色彩，哈尼亞的大幅畫像和巴勒史坦國旗幾乎隨處可見。伊朗官方還為哈尼亞舉行了盛大的悼念活動和葬禮遊行。而在巴以沖突背景下，這樣的暗殺事件幾乎斷絕了改革派試圖與美國和緩的可能性。
伊朗街頭的巴勒史坦色彩作者供圖
顯然，德黑蘭街頭顯而易見的變化，以及伊斯蘭共和國政治的循規蹈矩，都是當下伊朗的客觀存在。而且，二者之間的背離正在越發明顯。這顯然不利於國家的整體發展。
上周我從德黑蘭出發途徑杜拜返回美國，德黑蘭機場的冷冷清清和杜拜機場的熙熙攘攘之間的差距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從自然和人力資源來看，伊朗並不比阿聯差；相比較新近發展起來的杜拜，德黑蘭也更具有歷史底蘊。但是正如兩個機場所呈現出來的巨大差異那樣，近二三十年來伊朗和阿聯的國家發展趨勢也大不相同。為什麽會這樣？
顯而易見，伊朗自身的政策出現嚴重問題。關於這一點，伊朗國內各界人士對此也並不諱言。即使是宗教界的一些有識之士也認為伊朗需要改革，對強硬或保守派中不滿現狀的也大有人在且日益增多。在當下的伊朗，對「改革」的呼籲並不為改革派獨有，它幾乎已經成為國家的一個基本共識。
但是，如何改革？由誰來主導？能否改革？在歷來善於辯論的伊朗人中間，這些問題正在撕裂著國家的輿論場。與此同時，整個國家也似乎正在等待某一個時刻的降臨。顯然，伊朗仍還在忍受著變與不變的煎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