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中產的身份象征鋼琴，正被市場拋棄。最近關於鋼琴行業不友好的訊息極多，「鋼琴銷量斷崖式下滑」一度登頂熱搜，然後又被某浪第一時間熟練的和諧掉詞條。
以國內鋼琴頭部品牌珠江為例。去年前三季度，珠江鋼琴主營業務收入大降31.47%，凈利潤更是暴跌93.54%，降到只有647.51萬元。
對於一個上市公司來說，盈利能力幾乎崩盤。
頭部品牌之外，作為鋼琴銷售終端的個體門店的生意也不好做。
據不完全統計，2022年初中國共有琴行2.5萬家，僅僅一年的時間，就有約三成倒閉。
這種慘淡狀況還傳導到二手購物平台。
某魚上打折出售鋼琴的賣家越來越多，櫥窗中不乏四五千塊的品牌鋼琴，遇到有緣人還會送琴凳。
鋼琴漸趨平民化，大有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之感。
上遊廠商慘淡，下遊鋼琴培訓市場也很難獨善其身。有不少培訓機構由於缺失生源，直接關門跑路，其中不乏昔日行業領導者。
似乎一夜之間，買琴人和學琴人，整個行業鏈條都流露著蕭索寒意。
鋼琴在中國長期只是上流人士陽春白雪的專屬。
但近二十年以來，隨著中國財富空前增長催生出大量購買力極強的中產，社會上迅速掀起一陣鋼琴狂潮，中國逐漸成長為全球第一的鋼琴消費市場。
有一組數據可以參考。
近年全球鋼琴產銷量基本穩定在40—50萬架左右，而中國鋼琴產銷量就獨占30萬架以上，可以說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比中國更熱愛鋼琴。
然而隨著這些年經濟形勢的變化，鋼琴這曾經個炫彩的泡泡正在被無情的現實擊穿。
一是中產消費能階的下降，不足以支撐高價鋼琴背後更加高昂的持續性培訓班支出；
二是中產們開始發現，即便鋼琴傍身也無法打破子女求職就業的天花板，更無法成為階層躍升的敲門磚；
三是隨著鋼琴等藝術特長加分政策的取消，家長失去了最後的學琴動力。
當夢想的熱望幻滅，報酬率和投資無法實作正比，鋼琴市場便不復輝煌。
目前鋼琴行業庫存巨大，未來至少需要3—5年的時間才能把過去10來年產能消耗完。
類似的去化速度在與中產有關的其他行業身上也能找到蹤影。
不僅是鋼琴，目前高端消費品市場普遍疲軟，還有一個典型是中產男人最為摯愛的腕表。
腕表市場監測平台Watch Charts數據顯示，2023年，全球二手腕表市場依舊一路俯沖，整體價格指數下跌了13.8%。
無論是勞麗仕還是百達翡麗或者愛彼，各品牌腕表不僅成交量大跌，價格也跟著一路跌停，讓眾多二手表商和投資買家叫苦不叠。
過去十年間，隨著中產階層的財富崛起，腕表逐漸變成一些新富階層追逐的心頭好，中國一躍成為瑞士手表最大的消費市場，這一征程也推動腕表價格不斷泡沫化虛高。
如今潮水散去，二手腕表正在跌落神壇，曾經門庭若市的市場門可羅雀。
一個冷峻的現實，貝恩咨詢【2022年中國奢侈品市場報告】提及，中國腕表市場相比較2021年已經縮水了20%—25%，東方買家不差錢的光環正在黯淡。
腕表價格跳水背後，還有一系列跟中產標簽繫結的消費品正在跌跌不休：豪車、摩托、鉆石、名包、收藏等等。
他們都有一個特點，基於行銷出的品牌認同在經濟高增長的時代快速積累溢價，獲得與自身實際價值並不匹配的價值，本質上屬於一種購買者為未來預期買單的行為。
因而，當狂飆猛進的經濟高潮結束，這些因市場狂熱飛起來的熱氣球，最終都要因為增長勢頭的熄火回歸陸地。
鋼琴和腕表，只是眾多將破未破的一個幻象而已。
近兩年，網上盛傳一個血淚名詞，「中產作死三件套」，高杠桿買房、全職帶娃、國際學校。
前兩者就不用多說了，如今屬於國際學校的時代也漸漸落幕。
前段時間，位於深圳南山區的新加坡茵維特幼兒公學突然宣布停止辦學，讓不少等待開學的家長措手不及。
在此之前，中國已經出現了一批國際學校關閉潮，知名的像深圳哈羅禮德學校、南山中英文學校太子灣實驗部相繼停辦，至於中西部一些省會城市的國際學校也早早停止營運。
國際學校頻頻倒閉的根本原因無非是營運成本大於實際營收，這其中固然有人口下降帶來生源不足的影響，而中產收入的下降對行業造成的沖擊同樣不可忽視。
由於此前市場的過度火熱，導致中國國際學校收費的溢價極高，每年學費動輒二三十萬已是普遍現象，超過國際平均水準。
然而隨著消費信心的下降，國際學校持續性的高昂教育支出對於中產家庭來說變得越來越難以負擔。
此外，當前海外留學履歷在國內的就業優勢基本喪失，這也一定程度上成為擊潰雞娃家長心態的最後一支利箭。
多重原因導向下，國際學校熱度開始退潮。
鋼琴、腕表和出國熱的退潮，表面是購買力萎縮的表現，背後是中產關於未來的預期正在被打破。
彈個鋼琴就能有好圈子的預期被打破，戴一塊好手表就能彰顯身份的預期被打破，讀國際學校就能有個好工作的預期被打破。
如果深入就探究其背後的根本，真相會讓人脊背發涼。
在馬克思的學說裏，階級的劃分中從來沒有中產，只有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其實中產並不掌握生產資料，本質上也就是高品質打工人而已。
中國中產的大規模誕生，實際是幾十年經濟高速發展和消費主義盛行下的綜合產物。
他們階層躍遷和財富進階的路徑基本趨同，要麽是憑借樓市紅利和股市紅利完成財富的積累，要麽是依托互聯網產業帶來的技術風口實作收入的遞增。
當他們走出貧乏單調的資本原始積累階段，擁有父輩們無法想象的物質財富，迫切在精神層面營造出一眾自我身份認同時，一眾滿足階層跨越想象的消費品撲面而來。
由此帶來中產概念消費市場的空前繁榮。然而，隨著經濟結構的調整，中產們曾經安身立命的路徑出現巨大變化，股市和樓市已經失財富放大器的功效逐漸式微，互聯網產業也面臨新一輪轉型挑戰。
於是，中產新貴們收入縮水，關於未來的預期也變得不確定，相關消費自然全面潰退。
因此，中產消費的退潮，絕不只是消費降級這麽簡單，本質上是時代巨變之下，中產在不可測風險面前的階層滑落。
眾所周知，一個理想的社會收入結構分布應該是橄欖型的，即中等收入群體占有人數優勢，低收入和高收入群體占比較少。
一旦中等收入群體數量減少，這條收入分布曲線就會呈現出高點崩塌的M型狀態，由此會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
比較經典的就是九十年代的日本。
當然，中國有自己的發展路徑和獨有的抗風險能力，並不是一定會亦步亦趨般進入M型社會，相關的爭論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中產必須要學會和低增長時代相處，必須回歸理性和常識，告別壓死駱駝的杠桿，回歸商品本身的合理價值。
然後，為穿越周期，保持希望的火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