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佛教雖受大乘佛教影響較大，但許多核心思想，都能在【阿含經】中找到源頭，譬如心性問題。心性論是中國佛學乃至中國哲學所關註的重點問題，漢譯佛典中，心性一詞，始見於【增一阿含經】卷二二【須摩提女經】之「心性極清凈」一語，原意本為贊頌佛陀永斷煩惱，心極為清凈。漢譯【雜阿含經】卷十佛言「心惱故眾生惱，心凈故眾生凈」，謂心可由去除煩惱而得清凈，肯定眾生心有清凈的可能性。可見「心性」始於【阿含經】，佛心清凈，眾生心可清凈。但經中卻未給出心性本凈還是本染之討論，所以到部派佛教時期，心性的凈染成了諸派探討、爭議的重大問題之一。
由【阿含經】出發，心性問題在印度的發展，後來又經歷了初期大乘佛教以龍樹為代表的般若學的「無自性」故「空」，及如來藏系經典與唯識學之阿賴耶識的討論等。中國佛學對心性論的探討，如魏晉時期的涅槃學派、地論學派及攝論學派等，既對印度佛學心性論有所繼承，又有其理論創新。隨著中國佛教自身的發展，這種創新更多地體現在隋唐時期天台、華嚴、禪宗等宗派之中。心性同樣是中國哲學中的儒家、道家關註的核心問題之一，佛教的心性論是最先成熟的體系，對儒家、道家之心性論產生了重大影響。
又如生死觀。中國的死亡觀之形成是一個循序漸進、逐漸豐富、生死視域不斷擴大的過程。儒家以積極入世為思想特色，以現實的社會人生為主，建立了具有濃厚倫理色彩的生死觀；道家則崇尚自然，以自然之「道」為生死的根據。但在魏晉南北朝這一不穩定的時期，由於戰爭多發，面對死亡，道家和儒家對生死的討論逐漸顯得不夠充分。也正是這一時期，佛教的傳入彌補了儒道兩家生死觀之空白部份。與心性論一樣，相比儒道兩家，佛教的生死觀亦是最先成熟之系統。而佛教生死觀之討論，在【阿含經】中就已經充分展開，經中以緣起、業力、輪回、解脫構建了一個完整的生死理論體系。十二緣起是佛陀相較印度其他宗派的創新之一，亦為後來中印佛教各個宗派所認同。
再如報償觀。中國儒家的報償觀與「禮」有關，是人與人關系之中的互償，即「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而後「報」的觀念也同時套用到所有其他社會關系——比如作為五倫之首的君臣關系——之上，又在董仲舒那裏，「報」完成了與「天」之關聯。但這種公平報償的關系在實際生活中，並不能始終實作，反而會出現「凡人操行，有賢有愚，及遭禍福，有幸有不幸；舉事有是有非，及觸賞罰，有偶有不偶……俱欲納忠，或賞或罰，並欲有益，或信或疑。」這種無定論的情況。對這種帶有宿命論色彩的無定論，儒家及當時的其他學說難以給出滿意的解答，直到魏晉時期佛教傳入中國，其「業」報以及輪回的觀念才彌補了這一空缺。而【阿含經】，亦是最早且最為原初地討論了佛陀之「業論」的文本。
可見【阿含經】對中國佛學與哲學之重要性。在魏晉時期，慧遠大師、道安大師，亦對【阿含經】有所推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