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上）
汪世清先生在【八大山人的家學】一文中提及，朱多擅長詩詞書法，其行草書中常融入古字。八大山人的書法亦體現出對古篆的偏愛。朱謀瑋精通古文字研究，著有【六書貫玉】、【三古文采】等，對【大禹碑】、【石鼓文】、【比幹墓銘】等古文字進行摹寫和考釋，八大山人也曾臨摹這些古文。另一位族叔朱謀翻刻了宋代金石學家薛尚功的金文著作【歷代鐘鼎彜器款式法帖】，此書對八大山人的篆書影響深遠，其印章、花押及晚年所書【石鼓文】均受此書啟發。
八大山人的篆書與薛尚功的著作高度一致，不僅臨摹順序、字句缺省、篆法吻合，其考證也基於薛氏的釋文。這表明【歷代鐘鼎彜器款式法帖】是八大山人學習金文的重要教材。家族中前輩對古篆的研究，成為八大山人鐘愛先秦古篆的直接原因。
此外，當時金石學中的復古風尚，也對其產生了影響。金石學自宋代興起，隨著商周青銅器的收藏，文人學者對鐘鼎文、石鼓文、六國古文興趣濃厚，以擅寫三代篆籀之書展現才學。八大山人的【大禹碑釋文】便參照了楊慎對【大禹碑】的考釋，如「南瀆衍享」一句即源自楊慎的研究。
八大山人在學習古篆字的過程中，除了家學影響和金石學風氣的熏陶外，還特別受到了兩部書籍的深刻影響：【汗簡】和【古文四聲韻】。這兩部書收錄了【說文解字】之外的眾多古篆字型，成為八大山人學習古篆的重要教材。在八大山人的行楷書中，許多古篆字的寫法都源自這兩部書。
例如，在八大山人多次臨寫的王羲之【臨河敘】中，他將「崇山峻嶺」中的「崇」字寫作一種特殊的古篆形式，這種寫法並非避諱崇禎皇帝，而是來源於【汗簡】中參照的【說文】古文的寫法。同樣，他在不同時期的作品中，如【傳綮寫生冊】和【行楷書聖母帖釋文】中，對「答」字的寫法，以及【行草書〈西園雅集圖記〉】卷中的「風」字和「貌」字的寫法，都體現了【汗簡】和【古文四聲韻】中古篆的影響。
此外，八大山人在晚年的行草書中，明顯融入了篆書的筆法，特別是小篆的筆法。盡管他偏愛先秦古篆，但對秦漢以後的小篆也頗為重視，並嘗試將先秦古篆的結構與秦漢小篆的筆法相結合，創造出獨特的書法風格。透過比較八大山人晚年的篆書與行草作品，可以看出這種融合風格。在【臨石鼓文、大禹碑冊】中，他的篆書已經不再像二十年前那樣工整沈穩，而是流暢自由，兼具小篆的圓潤和行草書的生動活潑。在結構上，他也擺脫了【石鼓文】的傳統篆法，更多地展現了宋代金文的特點。
八大山人的行草書作品，尤其是那些大字立軸，常常展現出篆書的筆法特色，其中最顯著的是中鋒運筆。從唐代到清代碑學興起之前，篆書主要遵循李陽冰、徐鉉、徐鍇等人的筆法，特點是堅實、端正、飽滿，線條平穩勻稱。明代篆書大家豐坊曾強調篆書用筆應以正鋒為主，兼用側鋒以增妍麗。八大山人顯然受到這種觀念的影響，並將其融入行草書創作中。
此外，篆書中起筆、收筆時的藏鋒、提頓內斂含蓄，以及轉折處以圓轉行筆代替硬角折筆等特點，在八大山人的行草書中也有明顯體現。他的一些作品中，豎收筆的字最後一豎故意拉長並帶彎曲，這種典型的篆書筆法，使作品在蒼勁中透出柔韌之感，與他的荷花花莖筆法相呼應。
八大山人的篆書與行草書在其晚年筆法中多相通，特別是在己巳、庚午年間（康熙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1689-1690），他晚年變法之後，行草書中的篆書筆法更加頻繁。他堅持中鋒用筆的同時，又不拘泥於成法，展現出靈活多變的風格，使晚年的篆書擺脫了刻板規矩，行草書也呈現出全新風格。
最後，八大山人的篆刻和花押也與其篆書修養密切相關。篆書的影響不僅體現在用字與筆法上，而是滲透到書法的各個方面，包括用印和花押。印章和花押是八大山人篆書修養的重要體現，研究其篆書淵源，有助於深入理解他的印章和花押藝術。
八大山人在篆刻藝術上的造詣，正是其深厚篆書功底的有力證明。他的印章篆文豐富多彩，既有秦印、漢印的骨力，也有戰國印的風韻。在刀法上，八大山人追求自然天成，避免過度雕琢，其刀法風格與筆法相呼應，展現出一種自然流暢的美感。
八大山人在篆刻中也偏愛使用先秦篆籀字型，例如他的朱文長方印「雲窗」和「艾」，這些字的篆法均源自【汗簡】。這種偏好反映了宋、元、明以來文人的一種風尚，即喜愛使用難以辨認的古篆字入印，以此展現自己的學識和藝術品味。八大山人的篆刻作品不僅體現了他個人的藝術風格，也承載了深厚的文化傳統和時代特色。
在花押中，八大山人晚年作品中著名的字押「
」，經白謙慎先生考證，八大山人使用的這個花押，其源頭可追溯至薛尚功編著的【歷代鐘鼎彜器款識法帖】中幾件周代青銅器上的銘文。八大山人首次在作品中使用這個花押是在甲戌年（康熙三十三年，1694）的【安晚園】冊第十五開中，與此同時，他也在同年臨寫了【石鼓文】和【大禹碑】。由此可見，當時八大山人對金石古篆的熱愛正值高峰，這個特定的字在他臨習金文時給予了他深刻啟發，從而被引入書畫題款，形成了一個獨特的花押。
關於這個花押的含義，存在一些不同的解釋。清代收藏家顧文彬認為這個花押是「三月十九」的合文，象征著崇禎皇帝的忌日，而汪子豆先生也支持這一觀點，他參照了【太陽經】中關於「太陽三月十九日生」的記載，認為這反映了八大山人的反清復明情懷。
然而，白謙慎先生則透過深入研究薛尚功對這個花押原形的金文釋讀，以及八大山人在書畫作品上使用這個花押通常與月份有關的現象，提出這個花押應釋作「十有三月」，並作為「閏」字在題款中使用。這一解釋因其詳盡的考證而被多數學者接受，並已成為主流觀點。
盡管八大山人使用的這個花押確實源自【歷代鐘鼎彜器款識法帖】中的金文寫法和薛尚功的釋文，但從金文的角度來看，這個合文在銅器銘文中只出現在薛尚功的釋文中，且相關的銘文在規範性和準確性方面存在一定問題。現將釋文錄於下方：
唯
用吉金，自作寶（鼎），其子子孫孫，永用享。
分析這個花押時，兩種解釋都包含了「三」、「十」、「月」這三個字，關鍵分歧在於中間這一筆是表示「十九」還是「十又」。根據【法帖】中這個字的三種寫法，中間一筆的起筆處有向左彎和向右彎的情況，釋作「又」字更為準確，因為金文中的「又」字方向不限，而「九」字多數是頭朝左彎。八大山人在使用這個花押表示閏月的同時，可能也隱含了「三月十九」這一崇禎忌日的含義，以此作為紀念。因此，這個花押在八大山人的使用中可能具有雙重含義，這一解釋更為全面。
三、晉人書風與玄學思想的影響
八大山人的晚年書法，不僅展現了他深厚的書寫技法，更反映了其豐富的文化內涵。他的書法深受魏晉玄學思想的影響，這種影響不僅體現在書法創作上，也貫穿於他的待人接物之中。八大山人晚年特別推崇晉人書法，尤其是王羲之的風格，他的書法作品充滿晉人風韻，顯示出他對晉人書法意境的深刻理解。
從他晚年多次書寫的王羲之【臨河敘】中，可以看出王羲之書法對他的深遠影響。這些作品不僅展示了字形結構和筆法風格上的相似，更反映了王羲之書法對他的心靈觸動。他所書的【臨河敘】不同於唐人摹寫的【蘭亭敘】，這表明他有意避開唐人影響，直接追求晉人書法的精髓。八大山人的【臨河敘】作品中，沒有唐摹【蘭亭】的俊秀之風，反而更接近【萬歲通天帖】中王羲之【姨母帖】的風格，顯示出他對王羲之早年書法中「結字疏朗，用筆質樸」風格的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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